闽西是红旗不倒的堡垒

来源:红色闽西网2016-09-18 10:46 字号: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革命斗争“红旗不倒”有三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党的组织长期存在,党的红旗始终不倒;二是革命武装长期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三是土地革命果实长期得到保留。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真正称得上是红旗不倒的地方有两块:海南(即琼崖)和闽西。中国革命早期的中心是在南方,这里曾建立10多块苏区,但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北上抗日(长征)以后,这些苏区大多沦陷,革命斗争时断时续,只有闽西这块地方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克服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这里,党的各级组织长期存在,一直坚持活动;革命武装长期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有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闽西长期保留土地革命的部分果实,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一、党的组织长期存在是闽西成为红旗不倒堡垒的坚实基础。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西地区党的组织从未间断,这里存在着20余年的党的省、地、县领导机关,它们是闽西人民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闽西就有一批知识分子受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寻求革命真理,投身反帝反封建洪流。

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郑超麟(在莫斯科)、陈祖康(在法国)、林野(在广州黄埔军校)三位。1925年加入党组织的有梁德明(项与年)、谢秉琼。闽西的共产党员大致来自厦门、广州和上海、武汉等地区。来自厦门的有李觉民、林心尧、陈正、阮山、杨世宁、谢景德、张旭高、曾牧村、蓝为仁、卢肇西等人。他们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或工作期间加入共产党组织。来自广州的主要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其中第五届学员有赖玉珊、赖秋实,第六届学员有郭滴人、朱积垒、李联星、陈庆隆、胡永东、王奎福、温家福、朱文昭等人。此外,1926年,赖连璋、江德贤等在武汉军事学校入党,邓子恢在江西崇义入党,胡轶寰在汕头入党,傅维钰、林俊在武汉入党,熊一鸥、陈明在上海入党。1927年,张鼎丞在大埔入党,张赤男在武汉入党,蓝鸿翔在汕头入党。上述在外地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闽西知识青年,大多数受党组织派遣,陆续回乡进行革命活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根据会议关于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需要的精神,福建各地陆续开始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26年春,永定县湖雷籍进步青年阮山在厦门由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罗明及中共厦门大学支部书记罗杨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阮山任厦门党团特别支部干事会书记,5月任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接着,根据中共厦门总干事会和中共汕头特委书记罗明的指示,阮山又和在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并于年初入党的永定籍青年林心尧一起,回到家乡永定开始了建党工作。他们联系上从广州农讲所第五期毕业的党员赖玉珊、赖秋实和从上海大学回乡的党员熊一鸥等5人,于同年夏在湖雷上南羊头村“万源楼”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推选阮山为支部书记。这是闽西最早建立的党支部,隶属中共厦门特支总干事会领导。

永定支部建立后,多次召开支部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在全县开展革命活动,迎接北伐军入永及发展党员等事宜。通过边培养、边教育、边发展的方式,永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永定各地也开始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不久,中共永定支部改称中共上南支部,成为湖雷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湖雷人民从建立中共永定支部开始到全国解放,一直保存了党的组织,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红旗始终不倒。这里先后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有1000多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651人,解放后被评为革命基点村的有45个。在幸存的革命者中,有5人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有10多人担任县团级以上领导职务。

1926年夏,中共永定支部成立,是闽西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开端。随后,相继成立了永定金丰支部、上杭支部、龙岩小组、武平小组等党的组织。闽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揭开了闽西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闽西国民党右派与地方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在龙岩和上杭也发动了“四•一五”、“五•七”事变,使地方共产党组织受挫,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革命力量受到摧残,斗争转入秘密活动。

闽西各地共产党组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之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得到恢复和发展。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进入长汀、上杭、永定、武平等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帮助地方建立武装,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1月,永定、龙岩、上杭三县相继成立县委或临时县委,武平建立特支,党员总数达200余人。3月至6月,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永定等暴动,掀起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新高潮。7月15日,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在永定金砂古木督成立。此后,闽西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发展,至1929年3月红四军入闽前,闽西地方党组织已建立永定、上杭、龙岩、长汀、武平等5个县委,基层支部遍布全区主要乡镇,有党员755人。1929年3月至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两次入闽,与闽西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相结合,加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正式成立闽西特委。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从此,全区统一了党政领导,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至1930年5月,闽西党组织得到较大发展,全区已有县委6个、区委53个、特支19个、支部546个,党员约1万人;苏维埃政权有县苏6个、区苏62个、乡苏557个。7月,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接受和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主张,随后将党团合并成立闽西总行动委员会,执行“左”的政策,使苏区工作造成很大损失。11月,恢复并改组中共闽西特委,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12月,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原闽西特委机关撤销,闽西苏区各县委直属闽粤赣边区特委领导。1931年6月,闽粤赣边区特委改为中共闽粤赣苏区临时省委;9月,赣南、闽西连成一片,闽西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3月,闽粤赣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全省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干扰,闽西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和地方政权、经济、文化建设遭到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削弱。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的地方干部、红军和游击队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1月,党的地方组织逐步恢复和建立,成立了龙岩、永定、上杭、岩南漳、岩永靖、永和靖、岩连宁、永埔等8个县的军政委员会,另有区委50余个,支部400个左右,党员3000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7年10月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撤销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此时,闽西地方党组织下辖的汀州工委、连城工委、龙岩县委、永杭县委、永和靖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有支部90个,党员3398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于1938年3月开赴皖南前线抗日。1938年6月,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改称为中共闽西南特委;1939年1月又改称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3月,特委机关从龙岩迁往广东梅县后,为了便于领导闽西南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闽西南分委。1940年冬,中共闽西南分委撤销。1941年1月,重新选举产生了中共闽西特委。同月,闽西国民党顽固派策划了“闽西事变”,闽西地方党组织被迫转移上山隐蔽活动。1942年6月,由于发生“南委事件”,形势恶化,南委机关撤退转移。10月,根据南委的指示,开展“勤职、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并继续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将特委、县委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党员分散进入偏僻山区,开展生产自给运动。1943年10月,中共闽粤边委(下辖中共闽西特委等3个特委和大埔中心县委)作出“恢复武装自卫,解决经济困难”的决定后,闽西地方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这时辖有永和埔、杭永、龙岩等县县委。

抗战胜利后,闽西地方党组织仍然贯彻执行分散隐蔽,向外发展,保存武装和干部的策略,坚持开展斗争。1946年6月,恢复重建中共闽西特委,下辖永定、龙岩、杭永三个县委和永埔、长汀、连城三个工作团。11月,为了加强对闽粤边区斗争的领导,成立中共闽粤边工作委员会。同时,闽西特委改称为中共闽西地委,管辖范围增加了岩永靖、杭岩两个工作团。1947年7月,恢复组建永和埔靖县委。1948年8月,闽粤边工委撤销,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委员会。这时闽西地委下辖永定、龙岩、永和埔等三个县委和杭永工作团。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后,边纵和各县地方武装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一批乡镇。5月后,闽西国民党反动势力分化瓦解,部分军政人员率部宣布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成立,边纵主力在各地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痛歼南逃之敌,解放了闽西全境。这时,各县县委逐步恢复。1949年9月14日,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批准,闽粤赣边区党委撤销,成立中共闽西、闽南地委,归属中共福建省委领导。

二、革命武装长期存在是闽西成为红旗不倒堡垒的坚强保证。

闽西党组织从单独领导革命斗争开始,就注意建立革命武装,并且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从未间断。

大革命失败后,闽西党组织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指示,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于1928年上半年,在龙岩、平和、上杭、永定等县发动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武装暴动。

3月4日,在中共龙岩临时县委领导人邓子恢、郭滴人、罗怀盛的领导下,龙岩县白土区后田乡的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打死地主走狗陈北瑞,分了豪绅地主的粮,烧毁地契债据。在后田暴动的带动下,邻近的邓厝等乡村也相继举行了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迅速展开了武装反抗闽西反动派的斗争。

3月8日,在平和县委和朱积垒等领导下,举行平和长乐暴动,上千武装农民攻进平和县城,捕杀反动分子,救出被捕的农友和南昌起义军的一批伤病员。平和暴动对福建全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月25日,上杭县蛟洋农民自卫军近千人,在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柏屏和共产党员傅柏翠的指挥下,奋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地方军阀郭凤鸣两个团的进攻,后自卫军转移到大山沟坚持游击战争。

6月29日和30日,中共永定县委书记罗秋天和张鼎丞、阮山、卢肇西、曾牧春等领导并发动了以湖雷、金丰、溪南为中心的永定暴动,攻占了永定县城。随后,农民武装转入溪南里乡村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

闽西农民武装暴动,给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以有力的还击,使闽西的革命斗争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这些斗争,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赣南转战闽西。14日,在长汀县长岭寨战斗中,歼敌2千多人,击毙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乘胜解放了汀州城,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同年5月20日,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经过三打龙岩城及永定、上杭白砂等战斗,先后消灭了当地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解放了龙岩、永定、上杭、连城等县的广大地区。随后,红四军在中共闽西特委及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在闽西进行著名的“七月分兵”,进一步扫荡了闽西地方反动势力,促进了各县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开展。经过分兵扫荡,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同年7月21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蛟洋文昌阁召开,毛泽东亲临指导。大会选举邓子恢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会议制定了《政治决议案》和土地政策、法规。确定闽西党组织的斗争方针和任务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斗争;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中共闽西“一大”的召开,将闽西的革命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建设进一步引向深入,使闽西革命根据地日益得到巩固发展。到1929年11月底,闽西红色区域已迅速扩大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六县纵横300多里之间的大片地区。在这区域内,先后建立了4个县苏维埃政府,2个县革命委员会和50多个区、400多个乡的苏维埃政权,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土地。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至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为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先后辖有永定、上杭、长汀、新泉、宁化、连城、武平、龙岩、清流、归化和汀州等10几个县(市)苏维埃政权,人口有100多万。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开辟的,是继井冈山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所建立的较早而又比较巩固的又一块全国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闽西连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极其辉煌的历史上,人民群众及其领袖们创造了对于中国革命有着重要意义的经验。通过在闽西的具体革命实践,毛泽东站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高度,艰苦探索,解决了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发生在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和反对所谓“罗明路线”运动等“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退出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至1935年4月,闽西苏维埃区域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完全瓦解,红色区域全部沦于敌手。此后,闽西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闽西游击区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游击队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区域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闽西的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第十九、二十团等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顽强抗击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闽西苏区全境沦陷。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以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西有4000余户群众被杀绝,500多个村庄被毁掉。在敌人“清剿”区内,“闾阁不见炊烟,四野但闻鬼哭”,昔日热闹繁荣的苏区,顿时成为瓦砾废圩、人烟稀少的白色恐怖世界。

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从赣南中央苏区突围回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组成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决摒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红八团、红九团及各县地方武装,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在长达三年之久的顽强苦斗中,先后打破了国民党军10个正规师的反复“清剿”,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保存并发展了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辟了大片的游击根据地,保持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取得了与红军长征相辉映的伟大胜利。

闽西游击区开展的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同志曾赞扬道:“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这是对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最好的评价。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次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于南昌命令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张鼎丞为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军政治部副主任。命令传达后,闽粤边的红三团和闽赣边的(长)汀瑞(金)游击队相继开赴龙岩白土,同闽西红军游击队会合。之后,各部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第三、第四团。第三团由原闽西红八团、龙岩县独立营和汀瑞游击队组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四团由原闽西红九团,上杭、永定红军游击队、闽南红三团等组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全支队共2400余人。

在新四军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期间,龙岩白土成了闽粤赣边区令人瞩目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各地不少爱国知识青年、海外侨胞纷纷前来投奔新四军,第二支队很快发展到2800多人,成为南方八省游击区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人数最多的部队之一。

1938年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告别前来欢送的父老乡亲,告别可爱的故乡,告别了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慷慨激昂,挥泪高唱“我们捍卫祖国,我们齐奔沙场,千年夙愿,如今得偿……”的抗日战歌,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奔赴苏皖抗日前线的征途。

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后,留在闽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和方方、魏金水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策划了“闽西事变”,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县委机关以及许多革命基点村,杀害党员、干部和群众百余人,搜捕群众数百人。9月,中共闽西特委再次遭袭击,特委书记王涛牺牲。在艰难的情况下,中共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了以“保田”为中心的一系列斗争。同年冬,闽西党组织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转入地下活动,党组织转移上山隐蔽,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这时,根据国共和谈协议,闽西党组织虽然没有保留武装队伍,但仍然紧紧地掌握武装,在形势最紧张时,让军事骨干去烧炭、开荒生产,与群众一道生存下来,保存一点一滴力量,保存一人一枪。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共闽粤边委于1943年10月决定“恢复武装自卫,解决经济困难”,先后成立了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和分队。1944年10月,成立“王涛支队”,同年冬,又成立“康容支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自卫斗争,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创建了游击据点,为解放战争时期发动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闽西党组织贯彻“争取和平民主,实行分散发展”的方针,决定王涛支队“以大队为单位,分散活动”,执行巩固老据点、开辟新据点和“添丁”(扩大队伍)、“发财”(筹款解决给养)的任务。1947年6月,中共闽粤边工委确定了“创造闽粤赣边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总任务,并创造性地制定了“先粤东后闽西南”的游击战争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后,闽西人民武装队伍闽粤赣边总队闽西支队在永定成立,并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反“三征”(即征粮、征税、征兵)斗争,使队伍不断壮大。至1948年底,全支队发展至650人。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成立,由刘永生任司令员,魏金水任政委。闽西支队改编为边纵第七支队。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在南下大军和边纵主力以及地方武装的强大攻势下,闽西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分化瓦解,一部分军政人员率部起义。6月,闽粤赣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在永定成立。7月,南逃的国民党军队刘汝明、胡琏部窜犯闽西,闽粤赣边区党委立即领导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和各地武装以及广大群众展开英勇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残敌撤退。10月,闽西全境解放。

三、部分地区长期保留土地革命果实是闽西成为红旗不倒堡垒的重要标志。

在福建第一个红色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时,便开始着手于土地的没收与分配工作。没有任何文件可依照,没有任何经验可参照,凭得是与老农的座谈,实现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溪南13个乡约2万多亩土地的分配工作,2万多农民实现了期望以久的土地。这不仅在福建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毛泽东因此给予了“意义是很重大”的高度评价。

此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闽西的分田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创新。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以抽多补少为基础,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土地政策,即以乡为单位,将全乡农民原来所耕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与贫雇各得同样一份土地,中农自耕土地略多者可以不动。至1929年8月,“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

1930年2月,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作出《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进一步规定“分田方法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抽出之田以肥瘠均匀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坏田多者抽坏田”。同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与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作出的《富农问题》决议,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土地分配“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瘠’这一原则”。在此基础上,1930年4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土地委员扩大会决议案》明确规定:“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第一次破天荒地确认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使党的土地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为此,毛泽东曾称赞说:“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原闽西革命根据的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留下来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艰苦的保卫土地革命成果的斗争。

1934年冬,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以后,还乡地主也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纷纷夺回已分的土地。国民党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条例》,规定原来已经没收分给农民的地主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这样,经过复辟和不断的蚕食,原属闽西苏区的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漳平等县被地主收回的土地有267个乡,遭反攻倒算的农民有53万多人。国民党复辟以后,还乡地主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上杭县才溪乡还乡地主强迫农民交纳1929年至1934年的全部租谷。上杭石玉村地主张洪元强夺红军烈属张垣同在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追缴五年的租谷,逼得张垣同倾家荡产。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留下来坚持革命的红军游击队,领导游击斗争中心区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地的农民,向还乡地主开展了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当地主将要收租时,红军游击队组织农民张贴“收租者杀”的标语,以警告收租地主。对不听警告且有罪恶、农民痛恨的地主,实行镇压,借以杀一儆百,别的地主就不敢收租了。此外,红军游击军还在收禾季节,以武装帮助农民抗租。每当地主带狗腿子向农民收租时,游击队就在地主运粮回家途中进行袭击,帮助农民夺回租粮。经过这些斗争,在红军游击队经常出入活动的地区,农民对地主实际上是不交租的。在这样的地区,土地所有权表面上是地主的,实际上仍归原来土地革命时分得该地的农民。红军游击队在这些地区领导农民进行的抗租斗争,也威慑了周围地区(即白区)的地主,使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不得不有所收敛。除了抗租斗争,在闽西游击区还开展过春荒分粮斗争。即在春天青黄不接时,红军游击队要求地主将所收地租粮食发还一部分给农民渡荒,有的还进一步发展为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农民。通过上述斗争,使广大农民亲身感受到红军游击队是农民利益的捍卫者,进而更加有力地支持了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至1937年7月,闽西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经过艰苦的合作抗日谈判,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民党保证:“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保持原状;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实行减租减息”,从而确认了保田地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1938年3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闽西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恢复封建土地业权的时机已到,便重新提出土地问题,一再煽动、策划和支持地主、豪绅进行反攻倒算,逼租夺田。闽西党组织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前提下,领导闽西人民与顽固派和地主豪绅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所以,从1939年夏至1940年底,闽西地区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保田斗争。

1939年夏秋之间,国民党闽西和龙岩的顽固派,不甘心过去收租夺田计划的受挫,再一次策动龙岩顽固地主豪绅组织“业主团 ”和地主武装,企图乘秋收时节强行向农民收租夺田。对此,中共龙岩县地方组织决定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以保田斗争为中心,积极准备秋收斗争。秋收前后,龙岩县农村的广大农民即掀起群众性的抗租保田斗争,各地到处张贴反对收租标语。龙岩县委决定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分化瓦解地主的力量,根据其表现的好坏,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区别对待。对表现好的地主采取说理态度;对生活有困难的地主则分给谷子,以维持其生活,但申明不是还租;对最顽固的地主则坚决打击之。由于当时的抗租保田斗争是广大群众的行动,而且方法灵活,因此许多地主动摇,业主团解体,武装组织不成,最坏的地主虽向当局请求派兵帮助收租,但龙岩县国民党当局见势头不好,恐惹大事,不敢答应。龙岩县委领导的抗租保田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国民党第六专署和龙岩县当局在策动业主团向农民收租夺田的计划失败后不久,又企图以开办试验农场为名变相夺田。1939年11月,龙岩县政府在龙岩城郊的罗桥、大洋两村强行圈占42户农民共200多亩良田,插上农场界牌,不准农民耕种。中共闽西特委、龙岩县委及时识破顽固派的阴谋,指示西陈区委和邻近几个区委,以良田被占的农民为主,发动邻近村农民配合进行斗争。开始,西陈区委组织农民与县政府唱对台戏,秋收后继续种麦子,但县政府派出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强行犁掉麦田60余亩。县委就通过展览现场照片揭露顽固派破坏协议,强夺民田的罪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接着,西陈区委组织2000农民进龙岩城请愿,游行队伍先后到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县政府和第六专员公署门前示威和递交请愿书,县长、专员不得不当众表示愿意赔偿农民的损失,并将请愿书转呈上峰,暂缓开办农场。但是事后,顽固派强行开办了农场,并提出:(一)田地由政府租用三年,每年亩租金16元;(二)农场的农活雇用当地农民来做;(三)肥料向本村农民购买。在这种情况下,龙岩县委和罗桥、大洋村党支部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在农场开办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先后采取各种斗争手段,如:教育农民提出要田不要租金,保留归还良田权利;动员当地和外地农民不给农场当雇工;控制农场灌溉用水;发动农民破坏或抢收农场作物等等。为支持罗桥、大洋两村的斗争,还发动城郊四乡农民不向城里运送蔬菜、柴火和其它副食品,不进城挑粪和清垃圾,造成城市居民对农民群众的同情和对政府当局的强烈不满。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国民党龙岩县政府不得不于1940年底停办试验农场,还田于民。农民的保田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1940年夏收前夕,国民党龙岩县政府在策动地主收租夺田失败、开办农场计划破产的情况下,又变换手法,借口支援抗战,提出向农民征收“军米”,强迫每保出卖米谷3000斤,压低价钱至三分之二左右,并决定先在东陈、西陈、铁山三个区收起,然后在全县普遍收买。这乃是强加给农民的一项额外沉重负担。龙岩县委及时揭穿这是变相收租的诡计,并发动农民群众坚决抵制,先是指示东陈等三个区的党组织,利用其掌握控制的保甲长,同时争取联保主任,通过他们出面向国民党区乡政府当局为民请命,申诉农民无法上交军米的各种理由。接着在早稻收成季节,组织发动三个区的数千农民向地方当局请愿,强烈要求免交“军米”,许多农民还同国民党派到乡下催收军米的军警发生冲突,各区区长因此纷纷向县政府告急,县长只好把收买军米的责任推到国民党汀漳师管区。于是三个区的党组织又通过30多个保甲长到师管区为民请命。国民党军政当局眼见收买军米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搞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于是,反收买军米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中共永定县委在革命支点村领导群众开展保田斗争,采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根据国共和谈达成的协议,规定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维持原状的条款,据理力争;当地主带武装来逼租时,则采取拖和躲的办法,或改换土地座落名称等,使地主无法收到租;对个别恶霸地主则进行镇压,使其他地主不敢作恶。而在上杭的古田、蛟洋和白砂部分乡村,自土地革命分配后,一直维持保留土地革命果实。地方实力派傅柏翠在古蛟地区还仿效十九路军颁行的“计口授田”办法,搞过试点,又采取抽死补生办法,三五年调整一次,后来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许可,农民分得的土地列册陈报批准,确定了产业权。

[责任编辑:曹林]